汉字最初是怎么造出来的——现在的人们，不少会答之以《说文解字·叙》所言“六书”。

《叙》中，许慎从伏羲王天下，仰观天象，俯法于地，始作八卦，说到神农氏结绳为治，而统其事。而后，再说到黄帝史官仓颉，参照鸟兽蹄爪之痕，初造书契——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物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。”

许叔重把汉字形成，分成了“文”和“字”两个阶段。

“文”和“字”是如何造出来的——他接着讲到了“六书”——指事；象形；形声；会意；转注；假借。

《说文·叙》，分别对上述“六书”，给出了定义并举字例说明——

“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上下是也”；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诎，日月是也”；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”；“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武信是也”；“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”； “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”。

不去讨论许慎所举字例是否恰当，那么，“六书”是许慎首创的么？

非也！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。”

班固生卒早于许慎无疑，《艺文志》所谓“六书”，也无异早于《说文》。

传世本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，说到其职责包括“而养国子以道：乃教之六艺”，第五为“六书”，然并未细说具体内容。

郑玄《注》引郑司农（郑众）语：“六书，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也。”

郑司农，姓郑名众，“大司农”是其官职，生卒也早于许慎，与班固约略同时，其言“六书”亦必定更早。

可知，在许叔重之前，已有至少两种关于“六书”之说——

班固：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

郑众：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。

不妨回到《艺文志》，班固开篇后很快说到，诏光禄大夫刘向学问如何如何了得，“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（刘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”云云。

班孟坚说，他的《艺文志》，因袭《七略》而成。

许慎《说文·叙》所谓伏羲、神农等等，又皆循迹《艺文志》。

班固之“六书”，是自创的么？

汉末史学家荀悦著有《汉纪》，其卷二十五引刘向《别录》语：“凡书有六本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”

此也可知，班固所云，其本刘歆继承其父遗志所撰《七略》而已。

班固一说之源头，在刘向这里。

还不仅如此。

郑众，是被亦称为“先郑”的经学大家郑兴之子；许慎，拜古文大师贾逵为师，贾逵之父为贾徽——而郑兴、贾徽同为刘歆弟子——刘歆是刘向的儿子。

这就大致清楚了——班固、郑众、许慎等，关于“六书”之三说，其实皆出于刘向、刘歆一脉。

或许，“六书”理论形成还要早，但目前已知的源流，俱起自刘向。

刘氏“六书”一说，很是讲究，下了大功夫研究汉字起源，这是肯定的。

不难看出，其所谓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”，是将汉字起源分成了两部分——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”，讲的是造字之初的先后次序；“转注、假借”，则是使用已有之字，另造新词的方法。

另外两种“六书”，有何特点？

先说许慎。

《说文·叙》“六书”，与刘氏包括郑众“六书”相较——

一是将刘氏的“象事”、郑众的“处事”改为“指事”；将刘氏的“象声”、郑众的“谐声”改为“形声”。

二是将“指事”排于最前，显然他认为，这一类是最早出现的汉字；另外，将“形声（象声）”和“会意（象意）”位置对调——这应该被其视为自己的“研究成果”。

不过，即便换了表述且调整了顺序，其实并未改变刘氏“六书”将汉字初创分为两个阶段的原旨。

许氏之观点，实际源头在刘氏，影响十分深远——后世学者，大多脱不开“二阶段”的窠臼。

清代乾嘉学派以降，仍有诸多学者沿此思路讨论——比如，认为“象形”“指事（象事）”“会意（象意）”“形声（象声）”属造字之法，而“转注”“假借”为“用字之法”，可排除于“造字之法”之外，只余“四书”即可。

当代学者，亦有人提出“六书”可以打破，唯留“象形”“象意”“形声”的“三书”理论，也很有影响。

反倒是郑众之“六书”，颇“与众不同”，只是长期未受关注。

若一言以蔽之，郑众“六书”之最突出特点，是打破了造字两阶段论——他认为，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，同为造字的方法。

按照他的排序，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，不是在所有汉字按照“象形”“指事（象事）”“会意（象意）”“形声（象声）”等四个方法造出来之后，才有的“用字方法”——“转注”排于“处事（指事）”之前，“假借”随于“处事（指事）”其后，都在“谐声（形声）”之前，无非是说，此两法均在“形声字”出现之前就存在了。

这是说，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，也属“造字之法”，而非“用字之法”。

从商代甲骨、金文文字看，所谓“象形”“指事（象事）”“会意（象意）”等“表意”汉字，超过70%被“假借”过——有些字之本义用法，已远不及假借义的使用频率；有的字，一经假借，便“永假不归”失去了原义；还有的一字几假，只以不至于引起语义混淆为尺度。

例如，甲骨文“自”，本义为“鼻”，《合集》11506卜辞记录了“疒自”的本义用法。然而同在武丁时期，《合集》6057卜辞中用为“来自西”，“自”显然是“介词”，此字义沿用至今。

再如，甲骨文“我”字，象锋刃处作齿状的带柄（柲）兵器，在卜辞中却极少用到本义，绝大多数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总称即“我们”使用。

还如，金甲文“又”，本为右手之象形，引申为左右之右，然在卜辞中，还有“另”“再”“佑”“有”等四义。

甲金文中，存在“本有其字”的假借，如“西”“甾”“囟”之间的通假，但绝大部分都是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。

这种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，明显是一种“造字”的功能。

郑众将“转注”“假借”归于“造字”功能，符合文字的形成与创造，与记录语言的社会需要相吻合的规律——因为需要用文字记录特定语言，在没有对应文字的情况下，便发生了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。

这种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之字，便脱离了原来的“象形”“指事（象事）”“会意（象意）”等“表意”文字的范畴，“进化”到语言的“集音符号”。

汉字中所有实词一定是最先产生的，然而记录语言离不开虚词——而虚词，很多都是“转注”“假借”的结果。

南宋学者叶大庆在《考古质疑》中已多少窥见了郑众“六书”中的内在联系：“古人制字，皆有名义，或象形而会意，或假借而谐声，或转注而处事。”

“转注”“假借”的广泛使用，随之也就孕育了一种新的既表意又记音的极具优越性的“造字方法”——形声字。

在商代文字中，合体形声字已占约32%，越晚期的甲金文字中越多。

由此看，郑众将“谐声（形声）”排于“六书”最末一位，大有其道理。